我对印度人的认识配债的股票，有一个从外到内、再从内到外的过程。
当年我留学英国时，就读于莱斯特大学。莱斯特是有名的“印巴城”，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占其总人口的30%以上，街道上随处可见印巴人开的餐厅和商店。
后来学弟告诉我，莱斯特的亚洲超市也是印度人开的，经常降价处理刚到期的中国食品。每次都能引来中国留学生的抢购。
我研究生毕业后，机缘巧合，得到了一份去印度工作的机会，在新德里一住就是5年半。
离开印度后，我又返回英国工作，偶然会怀念印度奶茶和“玛萨拉”菜肴。
听说伦敦也有一个印度社区——索斯霍尔（Southall）。去那里一瞧，让我恍如回到了印度。
在伦敦一晃又是6年，让我对印度人性格特征有了再认识。
索斯霍尔是伦敦最大的印度人社区
印度人性格多样，抱团却是其共性之一。
在地球的任何地方，只要有了印度人，就会引来老乡或亲戚，逐渐形成了松散的社群。
一个普通的院落里，只要竖起一根湿婆林伽，那里便具有了神庙特征。
印度教徒把一杯牛奶浇在湿婆林伽上，再念诵一段《薄伽梵歌》，心中就会生出无限定力。
即使在没有印度人的地方，你也会感受到印度教文化的渗透力。只需观察身边是否有瑜伽培训班、冥想社团就清楚了。
它们都是源自印度教的修行方法，至少会借助印度的名义来标榜其正统性。
索斯霍尔的印度教神庙和湿婆林伽
印度教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。出生在印度教徒家的孩子，一生下来就要遵守教义，完成各种宗教仪式，长大后就成了印度教徒。
印度教既强调信仰和修行，也允许信徒敛财和享乐，同时又告诫信徒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。
这使得印度教徒有近似的思维模式，这是他们能够“团结一致”的根本原因。
印度教中有一个强大的“幻化”概念。遇到任何陌生的东西和现象，可以将其解释为印度教大神的幻化，这就能减少印度教徒的焦虑和畏惧心理。
一片树叶、一滴露水，都可以理解为毗湿奴的化身。这个幻化概念似乎能解释一切，也造就了印度教徒的超强适应力。
伦敦印度教神庙为教徒提供免费午餐
海外印度人的抱团，其实源自印度本土。印度的地方行政单位是以语言为基础进行划分的，各邦都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。
在旁遮普邦，男性锡克教徒的缠头和服饰基本一致。这种执着精神和统一装束，让锡克教徒齐心协力，在印度垄断了多个行业，新德里的出租车司机多数是锡克教徒。
除了宗教和本邦语言的凝聚力外，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留下了三大遗产，让印度人具备了走向海外的独特优势。
这三大文化遗产就是英语、选举政治，还有板球。
尽管印度人讲的是印式英语，但是英语国家的民众听起来毫无困难。仅凭英语这一条，就让印度人抢得了先机。
选举政治训练了印度人的思维方式。每次印度大选前，国民就会进入利益权衡期：哪位政治家能为我们带来利益？谁能使我们阶层利益最大化？
印度国民从不回避政治，也不躲闪权力。
印度有700多个政党，每次大选都十分热闹。这让国民敢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，并把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英语国家。这也正是英语国家设计和遵循的民主机制。
印度人从善如流、善于辩论的特征，是本土宗教漫长竞争和辩论的结果。
自佛教诞生之日起，佛教徒与婆罗门辩论了一千多年，完善了因明学，即古印度逻辑学的思考方法。
玄奘西天取经回来后，才把因明学介绍到了中国。佛教在印度消亡后，各种宗教此消彼长，辩论风气依然不减。
每人都有一套说辞。每套说辞又会引出无休止的争论。这种环境提升了印度人的应变能力，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话语权。这种辩才和机智，恰好是欧美老板所赏识的。
我在伦敦认识的朋友多位印度教徒。他们告诉我，印度教徒有大家族概念，他们习惯从同一种姓中寻找配偶，讲究门当户对，然后通过婚姻纽带进行家族式扩展。带着这种思维和心态生活，不想抱团都难。
他们还向我透露了一个“秘密”：印裔社团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，那就是避免内部恶性竞争：当一位印裔开了一间印餐馆后，其他同胞不得在附近开同类餐馆。
一旦破坏了这个规矩，就会遭到同胞冷落，甚至会失去印度食材的供应链，那么餐馆生意也就难以为继了。
一般来讲，第一二代移民都带有浓厚的本民族思维，到了第三代则呈淡化趋势。
海外印度人却一直保持着很强的文化基因。即使印度人宣誓成为了英国公民后，他们在赚钱谋生、合法享受英国的福利待遇时，依然保持着一颗“印度心”。
伦敦印度教神庙里的祈祷活动
英国人把板球运动带到了印度，后来竟演变成了印度“国球”。
当印度板球队来到伦敦，在罗德球场与英格兰队比赛时，印侨和印裔就会蜂拥而至，在现场为印度板球队加油呐喊。
这一度引发了英格兰球迷的抗议。英国媒体质疑这些“黧黑肤色的英国公民”，认为他们并不忠于大不列颠。他们依然故我，不改初心。
在印度移民人口中，印度教徒占比最高，其次是锡克教徒。他们走向海外的目的就是落地生根。
对于印度留学生来说，不管学习什么专业，只要能留在海外就是好专业。这种简单粗暴的留学方式，使得印度留学人数快速攀升。
他们善于发现各国移民政策中的漏洞，利用各种手段留下来。以加拿大为例，从2013 年至 2023 年间，印度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，从32,828人增加到了139,715人，增幅高达326%，这也为加拿大政府带来了不小压力。
海外印度人在继承了母语文化的同时，又吸收了英美文化的精髓，这无疑拓宽了精英群体的思维空间，强化了其思考深度。
文学大师奈保尔、萨尔曼·鲁什迪爵士都是印度移民。
奈保尔在2001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说：“这是对英国，我的家乡，以及对印度——我前辈家乡的巨大贡献。”
双重文化还提升了海外印度人的生存能力，在某些行业呈压倒性优势。在伦敦希斯罗机场，几乎绝大多数地勤人员都是印巴裔。
在美国硅谷有大批的印裔CEO。澳洲养老院的护工，大多数是印裔；在中东地区，印度人基本垄断了当地的建筑业、司机职位和大部分服务行业。
我重返英国工作后，明显感到印度面孔增多了。在我留学期间，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当地白人，现在则多了印度人。
特别是在打车软件流行后，接单最快的几乎都是印裔司机，还有少数阿拉伯裔司机。
印度人带着自己的习俗定居世界各地。一旦习俗上升到宗教高度，就不好评论了。
有一天，我见到一群印度人在伦敦社区广场上庆祝同胞升职。他们举着湿婆神像，又唱又跳，十分吵闹。
当地居民只能侧目走过。有消息披露，成群印度人在加拿大海滩刨坑大便。
当地海岸居民在网络上发图抗议，最后不了了之，怕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。
比起庞大的移民人口来，“刨坑大便”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。这原本就是印度的落后习俗之一。
不然，印度也不会拍出一部高票房的《厕所英雄》（2017年）。这部电影展示了困扰印度社会的排泄问题。
直到2014年，印度露天如厕人数位列世界第一，约为6.2亿人。莫迪总理在2014年上台后，首先发起了“清洁印度”运动，并在5年内修建了上亿间厕所。
我能理解这些印度人的思维方式：印度教徒有在家中供奉神像的习俗，把神像与厕所或排泄行为放在同一个空间里，是对神灵的不敬。即使有了厕所，也需要有人清洁。
在传统印度社会中，“不可接触者”负责清扫厕所或排泄物。到了加拿大后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贱民。那就干脆排泄到海滩上，让潮水负责清理。当地民众十分反感这种行为。
既然移民他乡了，就应该入乡随俗，尊重所在国的文化、习俗和法律。
正如有句老话说的那样：“身在罗马配债的股票，就像罗马人一样行事”。某些印度移民也可能反驳道，“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